李欣频（图片来源：国际航空报 摄影记者 张广源）

　　对大陆广告和广告人的感觉

　　本报记者：你的一些广告文案的书籍在内地出版后反响比较大，有没有出乎自己的意料？

　　李欣频：我蛮意外的。本来还想慢慢介绍，所以出版社还放了一些我的介绍在里面，但这边的媒体见到后说看我的东西看了很久了，手上几乎都有我的繁体字版的东西，我是蛮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正式在这边出书，没有正式和这边的人见面。

　　本报记者：跟大陆的广告人接触多吗？

　　李欣频：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开始和我联系了，跟其他广告公司见面的事情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之前对大陆这块了解比较少。大陆很多人是通过网络和在内地的广告书店知道我的。

　　本报记者：你现在在内地教学生，自己本身也是学生(读博)，你觉得你的学生对广告的理解和你们在台北对广告的理解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李欣频：这边的人可能认为文案不是很重要吧。他们可能在乎这个东西能赚多少钱。不太在乎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美感和文化影响。

　　本报记者：有没有感觉到不少广告像台北早期的广告，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李欣频：一些叫卖式的广告比较象台北早期的广告，只讲产品和价钱。如果广告分成几个断面的话，有最初的，中的，和未来的，这几种广告形式会同时出现，像是很多时空突然在这个地方交汇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文本都会在这里(内地)发生。

　　本报记者：你认为这种想法会不会是广告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比较正常的通用想法？

　　本报记者：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我看你对北京的评论也很复杂，有喜欢它的一面，也有认为它浮躁的一面，从你个人来讲喜欢呆在这个地方吗？

　　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悲观的命运
本报记者：有人说你创造了一种边缘写作方式，介于文学和广告之间？这种方式在大陆还比较少，或者说写得不是那么好，你认为这种方式将来会在大陆流行吗？

　　李欣频：这种方式在台湾是主流的。如果台商来这边做企业，他的诉求对象是以台湾人为主的话，这样的文案是可以适用的，但我不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差异很大，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在这边同样适用。我的东西是非常台北的语言。我书上没有任何字说我要在这边做复制的东西，也不代表我要在这边接文案，我只是很忠实地表现出台北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结合了广告和文学的氛围。

　　我也蛮期待说这个东西出去后会有一些副作用，大家回去后去找自己所在地的调子，这种调子使你进入北京的书店和进入上海的书店时，马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调子。像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到在台北的书店和在台中和高雄的书店是不同的，台湾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应该有什么样的书，即便是连锁书店都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但在这边，我坦白讲，还没有看到这个部分。我去逛了北京的书店和上海的书店，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差别。如果不看书店名，就不会知道是在哪个书城。我是觉得如果能做得好的话，对读书人来说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在逛每一个书店的时候就像在旅游不同的城市中心的灵魂所在地。书店和卖场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北京的家乐福和上海的家乐福一样，那没关系，但书店不一样，书店是最能够反映一个城市灵魂的状态，如果北京的书店和上海的书店从进门的摆设什么的都一样的话，那非常可惜。北京是一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地方，上海非常重视商业，所以书店应该有所在地的味道。

　　本报记者：对于把自己这么唯美的文字和那些消费主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有没有偶然出现不舒服的感觉？

　　本报记者：在广告行业很长时间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本报记者：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彻底不写文案了，或离开广告行业了？有没有对将来更远的一个规划？

　　李欣频：我随时都可以不写文案。我不会限制自己不做什么事情，我对文案是有热情的，如果有一天有个很好的机会，有个很好的案子，我还是会写。我不会逼自己去割舍一个我认为还不错的状态，我基本上不会说看到文案想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