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战略行动纲领。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这样一种线性经济的增长。经济高速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与这样一种线性经济所不同，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可持续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这样一种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循环经济。

　　在构建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发展节能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要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如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再持续增长20年，能源压力急剧加大。2001年中国能源费用支出为1.25多亿元，占GDP的13%，而美国只有7%，两者相差6个百分点。只要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费用1250亿，这方面，中国市场广阔。因此，有学者提出，节能应该同计划生育一样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各种能耗中，建筑能耗占全部能耗的三分之一左右，节能应当从建筑节能做起。

　　建设部近日提出了我国建筑领域集约节约能源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全国城镇新建建筑实现节能50%，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也要逐步开展；到2020年，北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新建建筑要实现节能65%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呢?我认为有四个工作要做：

　　其一，政府应当确立一个系统的节能建筑的行业标准和实施规范，使节能建筑发展有标准和规范可以遵循。

　　现行的节能建筑标准是1986年颁布和制定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了，应当根据现在的节能状况和建筑状况进行修改和补充，从细节上完善。同时要未雨绸缪，充分考虑未来各种因素变化对于节能建筑的要求，例如气象专家提出未来50年北京的气温将升高1.5℃，节能建筑应当考虑这一趋势。不要忘记：历史位于地理之后，建筑则是位于气候之后。为什么宋代北方的少数民族经常南侵？这与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宋代的平均气温比隋唐时期低1℃~2℃。气温降低，气候带发生变化，一般地说温度每降低1℃，温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要向南推进200公里左右。变化后的气候把北方游牧民族适宜的生存空间向南推进了200~600公里，这就是他们南侵的天然动力，而侵略的目标恰恰是300公里左右的中原腹地。对于自然地理和气候变化等细节的考虑，历来是我们优秀建筑传统的一部分。

　　其二，大力倡导建筑企业的节能社会责任，使它们在节能建筑的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结合国情，在中国的建筑企业中推行SA8000国际标准，使企业自觉地履行其社会责任，特别是对于节能的社会责任。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Social Accoutability8000的英文缩写，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的国际标准。它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一样，皆为一套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国际标准。这些社会责任包括对于环境特别是能源环境的社会责任。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推行这一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2001年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市场规模达到2.34万亿美元。该基金有巨大的能量，它对于企业的影响力非常大。2001年大型投资公司曾向100家主要公司表示，“将在股东大会上就批准没有发表环境报告的企业年度报告问题表明反对态度。”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加入WTO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责任，这一责任已经开始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壁垒。政府应该鼓励建筑企业推行SA8000制度，并把其中对于节能的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加以明确。

　　其三，鼓励建筑企业和其他企业发展各种系统化的节能和节水技术，这一市场是广阔的。

　　北京某国际公寓采用新型系统化住宅节能技术，住宅节能超过了65%，其成本约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650元左右，看起来还比较高，但是它所具有的节能效果和较高的健康舒适水平，给居住者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低估的。例如，其冬季采暖达到20摄氏度的费用每平方米仅10元，是北京市规定的燃气集中供暖收费的三分之一。100平方米的房间，购买成本多花65000元，但每年节约的供暖费就达到2000元，30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其四，要破解发展节能建筑的政策难题即著名的诺斯命题。

　　199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在《美国经济评论》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时间长河中的经济演出》的文章，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制度并不一定是，甚至经常不是按社会效率来设计的，相反，它们（至少正规规则）是为了服务于那些具有创造新规则谈判能力的利益集团而创造的。”这就是诺斯命题：制度不是按照效率来设计的。

　　制度不是按照效率设计的，那是按照什么设计的？每一个制度设计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支撑。一般而言，利益集团是制度设计的最终决定者，利益集团往往是按照自身利益而不是按照社会效率来设计制度的。制度设计中由于要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原来的社会效率设计就被放在次要位置了。

　　新的制度设计必然受到原有体制的制约，旧体制的巨大惯性影响会损害新制度的效率。“QWERTY经济学”或者称为“键盘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尽管标准的英文打字键盘最初的设计原理变得不合理了，而且更好的替代品也已经出现了，但是最初的键盘原理依旧广为流行，依旧被普遍使用着。

　　从现实中，很多制度的命运也是如此。例如，过去城市中的雨水和污水都是集中排放和集中处理，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技术的变化，新建小区实现雨水和污水的零排放就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其建设成本低、处理后的水可以循环利用。但是零排放的技术路线和制度设计同集中处理的技术路线和投资体制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原来的技术路线和体制决定了新制度只能在很有限的空间中生存。因此，需要协调好两者的矛盾，尽可能保障在发展中实现双赢，使零排放的新制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发展节能建筑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很多利益主体都是非节能建筑的有益者，他们习惯于已有的建筑模式，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能够从协调两者的关系中促进节能建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