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恺:建设部建筑设计院院长、总建筑师 Bruin:东南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 外研社一期:功能:办公 地点:北京西三环北路 业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建筑面积18220 ㎡ 建成年代:1998年 合作建筑师:王祎。 外研社印刷厂改造:功能:办公 地点:北京西三环北路 业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建筑面积35000㎡ 建成年代:1999年 合作建筑师:王祎。 外研社大兴培训中心:功能:物流中心和培训中心 地点:北京大兴 业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建成年代:2004年 合作建筑师:商韦玲、王祎。



外研社一期


外研社印刷厂改造


外研社大兴培训中心
Bruin:外研社印刷厂改造是您五年前的项目,现在,可不可以就工业建筑改造让您来叙述这个设计?或者说这个设计能否代表您对工业建筑的改造的态度? 崔恺:其实我对旧建筑改造本身比较有兴趣,工业建筑改造接触的不多,像外研社印刷厂的改造,实际上是跟一般我们想像的大型工业厂房——理性而有序的空间、带有历史感的、带有过去工业成就的现代空间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这个题目不太典型。旧建筑改造,还做了比较多的尝试,包括设计院的改造、外研社印刷厂改造,还有这期学报我们刚刚发表出来的国家民航总局的办公楼改造。这都是最近几年做的一些实践。
Bruin:我以为你们这一辈的建筑师,上学的时候接触到的早期的建筑理论的影响,我特地找来了79-86的《建筑师》目录,我看那时候大家比较关注设计工业化——所以我碰到你们这一辈的建筑师,一提到工业建筑改造,都有点情结似的,是吗? 崔恺:对工业建筑改造的兴趣还是来自于对国际上这方面实践的一些认识和了解。这种改造像是新的一种文化复兴,在纽约的SOHO和Chelsea,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我们都去看过。去年,在北京,伯明翰城市管理部门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传统工业区一些想法。我觉得从总体来看,从世界范围来看是一个从工业革命向信息化革命转型带来的物质遗产转移的过程,在欧美国家更多出现的是传统工业向亚洲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过程,遗留下来很多旧厂房。 肯定会来炸,因为它达不到一个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比电器产品,手机也好电脑也好,我们购买肯定是因为它们的性能--有几百块钱的手机,有几千块钱的,为什么要买这几千块钱的手机不买几百块钱的,肯定是考虑它有一些功能:蓝牙、上网、双频、彩显、照相;买汽车,为什么买几万块钱的奥拓或者买几十万的奥迪,甚至上百万奔驰宝马,因为价格差别反映了不同的技术含量。从发动机到排气量各种配制全都不一样。可是手机几百上千,汽车几十万,那么房子多少钱--上百万,这么昂贵的消费品里面的技术含量居然是零!那肯定将来要改,要升级,可升级的时候发现没有地,要么把老房子炸掉,要么来改。必然是那么一个结果。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时代的建筑经典——不仅仅是教堂;工业革命时期,最经典的应该是工业建筑。所以那个时期的遗产只要它是高质量的,只要它具有代表性,就应该能保护。比方说798厂,之所以艺术家对它感兴趣,在那里开展很多艺术活动,还是在乎它本身是很漂亮的工业厂房——德国式的建筑以简朴的材料、清晰结构和理性的建造见长。张永和的文章里也说:“工业建筑本身的逻辑性和理性是非装饰性的”。很符合现在国际建筑新理性主义的一种发展潮流。现在对工业建筑空间的利用是因为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Bruin:在国内,工业建筑改造的项目中,您的外研社印刷厂改造和张永和的远洋艺术中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它们之前其实也不乏相关的案例,比方说双安商场、前门火车站改造,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关注? 崔恺:我也真的不是太清楚这样一些改造过程。我曾经比较关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改造。是清华大学做的,它的意图是恢复北京老前门火车站的原来的形态然后加以利用。我看过那个设计,我觉得思路上还是有些问题——基本上像一个新欧陆风的商场,不太能够把历史和现实拉开,同时又整合。需要在原本火车站(建筑)的那种气氛中,加入商场这种新的功能——换句话来说,这两种功能得有反差相映衬才行,不能改造完以后,火车站就完全变成了欧陆风的商场——使用上可以这么去转换,但是从设计概念上,是不能这么做。实地我进去过一次,通过看它的图,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它仅仅是把原来铁路的车站站房变成了商场,仅仅是利用空间,没有把空间的矛盾,或者是原来有趣的空间特色保留下来,这是比较可惜的。 反过来,我的外研社印刷厂改造也有类似的问题,当时的认识深度还不是太高,在保持工业建筑的特点方面,不是特别主动。当时对我们来讲,对业主来讲,希望利用旧的印刷厂,把它改成一个办公楼,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可是做完以后,有一点疑惑——老的形态基本上消失了(如果不说这是个老厂房可能就没人知道)。我们保留了一些不可以更改的东西——旧厂房的两种结构系统: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重新组合,形成很有意思的一种衔接方式,并且把它暴露出来,这是我们做的工作。这在原先建筑上没有——但能说明这个建筑的矛盾和它有趣的这种历史,这是我们比较满意的。但是,因为当时的旧厂房不是那种经典的(不是像798厂里有些建筑是经典的)——这也造成了处理方法不太一样。实际上,改造最后出现的成果是一个好的办公楼。
Bruin:您太谦虚了——这只能说明不同的应对策略吧? 崔恺:我做完设计,会写点东西。过了一段时间看到其它的一些带有启发性的作品(尤其是在国外),会去想,这种“味道”我们怎么会没有把握住呢?去年,有一次我到鲁尔去看Foster做的鲁尔工业区中心,是一个锅炉房的改造——红点设计展示中心,确实很巧妙,基本上把老的、甚至很脏的、污垢很多的厂房的设备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当然肯定经过处理,然后把最精美工业产品,就装在它上面,就是做展示用。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利用,还带有对新的艺术观赏和新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判断,这个是特别高明的地方。以往我们在这方面想的不多,就是因为老在想利用,怎么来利用,怎么能够符合新的功能,更高层面的考虑的不多。当然,这些方面的处理,不是建筑师自己能够决定的,比方说,如果在中国有这么一个锅炉房让它改造成展厅,估计业主不太能接受保留那么多旧的设备的原状,可能业主不会喜欢把一个特别精美的一个工业产品或者摩托车汽车的设计跟一个老的旧的锅炉放在一起。我想欧洲人在文化观念上,比较能接受而且愿意保留旧和残破,但是有历史价值的形象。我们现在整体的社会心态,还喜欢看新的;旧的东西最好看不见,最好把它包装起来,或者干脆就把它扔掉,所以这个是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或者是现在的文化认识引导的。张永和的有些改造作品我也看过,很有意思,新旧结合方面有很好的想法,但有些东西可能更象装置,有些临时性。 总体来讲,我们做旧建筑改造或利用的时候,不仅是一两件有意思的装置,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方向,一个范例,提供给社会:旧建筑是可以改造好的,旧建筑是可以这样利用的,要提供一个永久的解决方式,或者是一个符合大部分人能够使用的解决方式——而不仅仅是艺术家。我做的事情,我的改造方法跟张永和、王晖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面对艺术家,我们面对的是包括民航总局,包括外研社,面对的是国家机关。据说有人算过账,保护改造比拆除重建,还要费时费事,造价也不一定省。我有一个研究生也作过旧建筑改造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到国外对整体环境有一个环境控制成本的问题,包括把垃圾混凝土运出去以后对环境的破坏等等。在国内我们用很低的费用就可以把垃圾处理掉,这些成本——还包括各种政策税收什么的——在经济上算账,国内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使我们这边把旧建筑拆了不可惜,而且还是比较经济的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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