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做景观设计的人都应该要具备一定的概念理论

    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景观与城市的生态设计反映了人类的一个新的梦想，一种新的美学观和价值观：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合作与友爱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包括： 地方性，保护与节约自然资本，让自然做功和显露自然等4条基本原理。生态设计不是一种奢侈，而是必须；生态设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产品；生态设计更是一种伦理；生态设计应该是经济的，也必须是美的。

    景观是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反映，是人类的爱和恨，欲望与梦想在大地上的投影。而景观设计是人们实现梦想的途径。农业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不敢有违天地之格局与过程，便用心目中的宇宙模式来设计神圣的景观，以祈天赐福；中世纪的欧洲，神权高于一切，万能的上帝成为人类生活和设计的中心，因此有了以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和乡村布局形式。文艺复兴解放了人性和科学，因为有以人为中心和推崇理性分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对古希腊和罗马贵族奢侈与肉欲生活的向往，因此才有几何对称和图案化的理想城市模式和随后的巴洛克广场及园林设计，甚至于将自然几何化。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设计美学，机器成为万能的主宰，因此，才有了柯布西埃的快速城市模式，城市为机器而设计，并最终也变成了机器。城市公园和绿地如同城市的商业区、生活区、办公区一样，变成城市机器的一个个零件，高速干道和汽车成为这些功能体之间的联接。作为自然元素的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敞空间，被限制在红线范围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分开。所以，人们在不同的地块上完成不同的功能：工作、购物、居住、休闲。人的完整生活被切割、被分裂，因此，最终人也成了一部机器。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把人们从工业时代的富足梦想中唤醒；林恩·怀特(Lynn White)揭示了环境危机的根源来自西方文化的根基，即“创世纪”本身，而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有资源的悲剧”则揭示了资源枯竭来源于人类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多纳拉·米德斯(Donella Meadows)则计算出地球资源的极限，警示了人类生存的危机。所有这些都把设计师们从对美与形式及优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对自然的关注，引向对其他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设计师开始懂得用植物而非人工大坝更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微生物而非化学品能更持久地维持水体清洁；太阳能比核裂变更安全；泥质护岸比水泥护岸更经济持久；自然风比人工空调更有利于健康。这是对自然和文化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英·麦克哈格(In McHarg)的“设计尊重自然”，也产生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生态设计，包括建筑的生态设计、景观与城市的生态设计、工业及工艺的生态设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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