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建筑学报》2006年第5期刊登了《走向新景观》特集，发表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的《走向新景观》一文，及广州土人总经理庞伟的《野草之美的城市化》和德国汉诺威大学教授安琪·施托克曼的《景观设计展望：国际性和中国特色》。作为对新景观的探索，发表了几个小尺度景观设计的案例，选择小尺度来说明，是因为它们可以与相当尺度的旧园林相对比，而实际上景观的概念远非这些案例所说明的，它本质上是土地的概念。这些案例中有几个方面是共同的，它们可以作为“新”的注解：场地与地域性、对生态与环境的照应、对人的关怀、现代艺术的融入。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使新景观彰显其现代中国的特色和“白话”景观的特色。

所谓新景观是针对旧的传统中国园林而言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诗情画意••••••并不是它们不优秀，而是它们离我们太遥远，离当下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方式和现实的环境需求太遥远，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太遥远，离当代中国人的身份太遥远。

　　当代人的生活、当代人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当代人的价值观，需要我们有新的对策和设计表达，这便是新景观，当代中国的景观设计。

　　所谓新景观，是因为应对了新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生态与环境恶化、人地关系的空前紧张。不管我们的前人多么优秀，他们都不可能为我们预设应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对策。当我们看到不久前圆明园遗址翻新改造中茂盛的乡土野花和杂灌——那些土生土长、那些不需要任何灌溉、不需要任何人工维护的本土植被——被无情地铲除，而代之以牡丹、芍药、海棠、桃花——那些需要尽心管理、灌溉的、高成本的“园林花木”，并美其名曰“美化”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旧“园林意识”是如何不适时宜，它们不但没有为解决严峻的环境问题做出贡献，反而增加了城市的生态与环境负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园林的所谓自然天成，天人合一，如果用当今的环境现实和生态伦理去评价，是何等的虚伪和空洞。

　　所谓新景观，是因为作为景观使用者是新的中国人：他们不再是士大夫，那些曾经使中国园林充满诗意的晦涩的典故和经文，已逐渐变得陈腐如西文中的拉丁语，高贵却渐被尘封；不管我们的社会精英们如何努力倡导文言古文，年轻的一代却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不屑和轻松，乘网络的时代列车，忽悠而去；那种“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园林风月，那种“留着残荷听雨声”的庭院雅致，在当代恐怕是只能用孤独落寞和衰败凄凉来形容，旧的诗意，在新人面前则是地道的空洞和无病呻吟；古筝和昆曲的蔓径和碎步，怎能容忍摇滚和迪斯科的节奏？

　　所谓新景观，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和材料为我们理解和解决旧的和新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和途径：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遗产保护理论，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钢筋水泥、玻璃和钢及各种人工材料，都使经验的《园冶》成为过去的遗产。

　　所谓新景观，还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艺术可供借鉴和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表达，环境艺术、装置艺术的体验，多媒体艺术的空前繁荣，都为新景观创造提供了创新的源泉。

　　当然，所谓新景观也是针对“城市美化”式的展示性景观而言的：那些充塞在我们的城市里，侵占我们的公共空间的巴罗克式的纪念性的轴线和广场、堆砌的图案与符号、收珍猎奇与巨木异卉••••••并不是它们不壮丽、气派抑或现代，而是它们与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园林和景观同样、甚至更挥霍无度，离平民更遥远，离改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人地关系更遥远，离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更遥远。

　　所谓新景观，最终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作为对新景观的探索，这里发表了几个小尺度景观设计的案例，选择小尺度来说明，是因为它们可以与相当尺度的旧园林相对比，而实际上景观的概念远非这些案例所说明的，它本质上是土地的概念。这些案例中有几个方面是共同的，它们可以作为“新”的注解：
　　第一，场地与地域性：场地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自然过程和格局，场地所在地域的自然和文化特征都使新的设计带上不可抹去的烙印。保留、再利用和再生场地中的一切景观元素和材料，并使他们发挥新的实用与审美功能，是新设计的基础，哪怕是野草和生锈的机器，都在表达场地对设计的要求。
　　第二，对生态与环境的照应：顺应自然过程，尽量让自然做功，利用乡土材料和本土植物，使新的设计对环境的影响达到最少，并有利于生态条件的改善。
　　第三，对人的关怀：亲切宜人，满足每个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关照普通人的空间体验，而摈弃对纪念性、非人性化的展示性的追求。是日常的、寻常的景观。
　　第四，现代艺术的融入：现代环境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与景观的结合，是新景观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在自然与乡土的本底上，跳动着当代人的舞步。
　　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使新景观彰显其现代中国的特色和“白话”景观的特色。